以前，对于中国陋俗文化，我们所知的仅仅是它的某些方面的具体阐述，梁景和副教授的新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对近代中国陋俗文化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成果。
陋俗文化是指特定时期内体现于风俗习惯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文化糟粕。它包括观念形态中的糟粕和陋俗两个方面的内容。著者没有满足于对陋俗文化现象的简单罗列，而是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去探讨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注重了显形的社会生活，又深入分析了隐性的精神状态，力图挖掘出社会精神面貌的深层结构。无论是“婚姻”、“家庭”，还是“妇女”、“性伦”方面的陋俗文化，其价值观念和生活习俗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价值观念很多时是要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得以表现，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必然会引起生活习俗的变化。社会习俗是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它一方面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它的变化反过来也能促进和强化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和巩固。如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婚姻陋俗进行了系统批判，提出了诸如婚姻自由、晚婚、废除买卖婚主张商定婚等主张，它引起婚俗的变化，出现了自由婚与同意婚；有了离婚和再醮现象；开始注重婚姻法规和婚姻契约，婚姻礼仪和服饰也发生变革；婚俗删繁就简以求节俭，婚姻媒介方式有了增新。婚俗的变化给人们带来了精神欢愉和人生幸福，于是更多的人起来批判婚姻陋俗文化，迎来了五四婚姻变革的新时代。
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要求我们不仅向上看，而且要向下看，不仅关注文化，而且要关注社会政治、经济等，正是在这一视角下，该书向我们展现出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在近代陋俗文化变革过程各自表演的复杂景观，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相互交织的丰富画面。举贞操为例。戊戌以后，特别是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阶层，传统贞操观念日趋淡薄，并在习俗上有所反映，这就是寡妇改嫁和离婚改嫁风俗的出现。但是一般人还生活在旧有贞操观束缚下的陋俗生活。“所谓门第人家，今日还以妇女再醮为可耻，奖励烈妇也不亚于以前。”不但有女子自愿殉夫者，而且还有父母逼迫女儿走上绝路的。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当有人发现陋俗文化是构成中国败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时，就决心通过批判和改造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的目的。习俗救国论是文化救国论的一种，文化救国论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近代改造陋俗文化在救国过程中所产生的进步意义是不可抹杀的。陋俗文化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而变革，它的变革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逆动的政治因素，守旧文化的束缚，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阻碍了陋俗文化的变革。
近代中国是在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中发展的，中国的发展或浅或深，或多或少被打上了外来影响的印记。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因为与外来文化的比较而更显腐陋，也因为引进借鉴了外来文化而得以转化创新。本书不仅从中国社会的内在理路阐明了传统人伦文化的衰替，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变革的必然性，而且以翔实的史料论证了外来文化对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变革的影响。例如作者论述“性教育”时指出，正是由于长期缺乏性教育和性知识，最终导致社会性道德的颓废以及性疾病的流行。这大概是五四时期出现性教育思想主张的内在因素，而外在因素则是欧美各国性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
近代陋俗文化发生了空前的令人瞩目的深刻变化。如果我们把这一文化现象仅仅放在近代社会框架之内论述，就很难揭示其深刻的文化意义。作者的视野很开阔。他指出，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的经济、生产、科学以及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的文化需求随之而变，人类要求精神再次解放，要求批判改造陋俗文化，创造新文化，人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妇女生活、“性伦”生活变化的实质就是要人们摆脱传统人伦文化的约束，从而追求个体的自由平等和“个性主义”，进而获得幸福美满的人生。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变革并非孤立的阶段性的文化变革现象，它是人的精神进化长河中的一环。其历史真谛就在于要实现人的自身的再次觉醒和人的精神的再次进化。
人创造了文化，人又被文化所束缚，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变革之路曲折而又漫长。作者认为人类精神进化反映在三个层次上：即人类相对摆脱自然的束缚，人类相对摆脱传统人伦文化的束缚，以及人类相对摆脱自身的束缚。他只论证了前两个命题，认为近代中国就是要对以往人伦文化的总结性批判和全方位否定，同时也包括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再创造。这里隐含着否定传统文化，建立以西方近代文化为指归的新文化的意图。其实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便存在一天，可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后期社会压住个人，文化凸显出其腐陋的一面。陋俗文化亟需变革，但决不是以“个人”主义代替“社会”主义，人们所做的是根据具体情况协调平衡二者的关系罢了。看来我们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路还相当漫长。
（《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梁景和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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